庸才當道的美國

解密文件：不愛真話打擊異己　美國情報系統庸才當道

撰文 Dmitry Shlapentokh
2007/08/28
Asia Times Online

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登（Michael Hayden）近日公開了多份曾被列為高度機密的官方文件。美國情報界雖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，卻未能阻止2001年“9·11”事件和抓獲拉丹，最新的解密文件正是中情局就箇中原因所展開的調查報告。

同時被公開的，還有一封由中情局局長海登署名的信函。他在信中強烈反對公開這些機密文件，因為這樣做有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。他寫道，如果他有朝一日公開這些文件，那也是因為他不得不服從國會的命令。

那麼，這些文件究竟揭示了什麼不利國家安全的真相呢？那就是中情局的運作情況，與美國大多數機關單位一樣，其工作的結果往往無甚重要性。中情局的人只是在玩一場官僚遊戲，而充當一位“良好公民”，則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獲得提拔的關鍵。

外國常以為，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工業強國以後，它向外界所呈現的形象，就是其真實的形象，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。從表面上看，美國人重視實效和結果，所以喜歡直接的對話而非複雜的形式主義。或許百年前美國剛剛成為世界工廠時，的確曾經這樣，不過今非昔比了。

筆者的一位舊識，是30多年前移居美國的俄羅斯猶太人。他之所以移民美國，是因 為他相信美國人重視成果。他認為，在勃列日涅夫（Leonid Brezhnev）統治下的前蘇聯，形式主義大行其道，他懷才不遇。

他初來乍到之時，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蘇聯移民是鳳毛麟角。於是他很輕鬆便在一家大型的汽車製造公司，找到了一份顧問的工作。當時這家公司正計劃與蘇聯做生意。可是他卻發現公司高層的計劃太過無知，並立即向高層反映了情況。

從美國汽車製造業萎靡不振的現狀來看，這位蘇聯學者當時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。他原本希望為公司挽救一筆虧損的投資，並獲得相應的回報，可是卻立即遭到了高層的解僱。不久後，他又獲中情局聘用為顧問，負責撰寫有關蘇聯經濟情況的報告。儘管後來的歷史證明，他所寫的報道是準確的，但卻和那些所謂“蘇聯專家”的文章截然不同，於是他再次被解僱。

這位蘇聯學者的遭遇，和他的移民身份及學歷背景並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同樣向中情局提出逆耳忠言的前國務卿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，當年也被踢出了顧問名單之外。蘇聯學者和基辛格都有一個共同點：他們都不是“良好公民”。關於這個詞語的含義，那些夢想進入政府機構和大型企業工作的人都深有感悟。人們不必進入中情局總部，也能想象出中情局員工的典型模範。

假設你是中情局的一名初級職員。你發現中情局整個截獲和清除“高價值目標”的計劃太過無知，於是你向上級反映了這一問題，並提出了解決對策。而且你還補充說，不斷更換昂貴的設備，和招羅不熟悉目標語言及文化的職員，只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。

隨之而來的後果是可以預測的，這和其它政府部門及大型企業一樣。通常情況下，頂頭上司首先會和你進行一次“非正式”（不作紀錄的）談話。他/她會坦言，如果你對中情局的工作感到不滿意，可以自動放棄這份工作。如果你繼續挖掘真相，或者妄想提高中情局的效率，那麼懲罰機制就要開始運轉了。

首先是正式警告，理由可能是“發現”你使用了過多的文具，打了私人電話或者未經許可私自登入互聯網。然後，可能是發現你的工作表現太差。當然你要求上級給予詳盡說明的留言或電子郵件，都不會得到答覆。

倘若你冥頑不靈，你就可能會面臨錢財使用不當的指控，而最致命的可能是被扣上性騷擾的帽子。這一控訴可以將任何人拉下馬，甚至是總統。事實上，中情局並不需要呈上你確鑿的犯罪證據，只要控訴你與所謂的“受害人”有“不恰當接觸”即可。

這不是在某個極權國家、而是在美國當今社會所發生的事。舉個例子，幾年前某中情局特工，就被指與他的“線人”發生過性接觸。這一事件鬧得滿城風雨，最終導致該特工被撤職。

不懂得安分做人的天真中情局職員，會在被解僱後面臨前途茫然的困境。首先，他/她的安全背景會失去清白，也就是說，他/她不可能再進入與情報相關的工作，甚至許多政府工作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/她不能利用曾在中情局工作的經驗，為自己的履歷加分。在那些封閉的職業圈中，流言傳播得很快。即便是有人願意聘用前中情局員工，他/她還是會被視為一個“麻煩製造者”。所以，這些人是沒有前途可言的。

換言之，那些堅持尋求真相和實效的人，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同其它政府部門及企業單位一樣，中情局的內部人員都十分清楚，現實生活與好萊塢那些歌頌英雄主義的電影情節完全不同；他們必須扮演“良好公民”的角色，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，準時參加各種會議，最重要的是搞好同事關係。

當然，若能抓獲拉丹和其他重犯當然最好不過了，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。確切地說，抓獲拉丹只是中情局的“最終產品”，也是它最次要的一項任務。只有當中情局需要申請財政預算和撥款時，這項任務才會變得重要起來。

中情局的絕大多數人員，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工作的。最近被公開的幾份解密文件都承認這一點。報告承認，雖然龐大的開銷只換來極其有限的成果，但是沒有任何人需要為此負責，因為大部分中情局人員都是“良好公民”。

那麼，這種工作機制是否可以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呢？很大可能是否定的。隨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勢惡化，以及在其它問題的刺激之下，美國社會、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各個領域所受到的出成績、出成果的壓力正不斷增強。

總有一天，“良好公民”將失去資金支持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言行果敢、強調成效而非規定的“實幹家”。到那個時候，人們也許才會想起，19世紀末美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的光輝年代。

可是，筆者仍然悲觀地推測，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。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，這些“實幹家”更像是1933—1945年德國納粹時代，或是1918—1953年前蘇聯時代的那一代人。


作者Dmitry Shlapentokh博士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南灣分校文理學院的歷史學副教授，曾著有《東方對西方：第一次邂逅──特米斯托克利的生活》（East Against West: The First Encounter - The Life of Themistocles）。

楊洋編譯
關閉視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