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進党執政八年 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

特稿/民進党執政八年 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
星島環球網
2007-12-242

　　冬日午後，陽光從透明天窗灑進地下會議室，十九位重量級知識分子難得齊聚一堂，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思考如何響應這項既關鍵、又尷尬的重要課題。關鍵，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提出答案；尷尬，則是因為台灣社會已經等待了八年。

　　《中國時報》報道，他們當中，有的人是中研院院士，有的人是知名評論家；有的人當過教育部長，有的人當過大學校長；有的人來自香港，有的人來自中南部。大部份與會者是幾所國立大學與中研院的學術菁英，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都是響噹噹的要角。

　　這是“面對公與義──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”研討會場景。二十幾年前，余英時、林毓生、金耀基、胡佛、葉啟政等十九位海內外知識菁英，曾經在宜蘭棲蘭山莊討論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。此次“棲蘭會談”變成了“草山論劍”，大家一起在陽明山中國麗致飯店“閉關”，逼自己面對問題。

　　“當前台灣知識分子心頭有兩朵烏雲”，臺大政治係教授朱雲漢開了個頭，也賣了個關子。他所說的烏雲原來是“第一，面對今日台灣的政治大毀壞，知識分子相當無奈；第二，面對今日台灣的社會集體焦慮，知識分子也相當茫然。”進一步分析，解嚴前知識界衡量“進步”與“落後”的歷史坐標是明確的，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產生共識，對於民主改革充滿了樂觀的想像，現在卻逐漸失去方向感。

　　自動邊緣化 一忍就忍了八年

　　江湖上人稱“老夏”、具有左翼色彩的臺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，把問題講得更白：“在座很多人，過去在民主化過程中都幫忙搖旗吶喊，現在本土化逐漸傾向排外主義，卻面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噤聲，左派知識分子尷尬的局面”。他強調，“這是公民社會的悲哀。”

　　寫了一輩子評論的南方朔認為，知識分子對於理想愈來愈懷疑，所以愈來愈犬儒，甚至“自動邊緣化”，使得知識分子明顯出現“空窗期”。更麻煩的是，許多知識分子過去和民進党人士一起對抗威權，因此過去這幾年出現“感情的障礙”，怕批評認識的人會傷害感情，“這樣一忍就忍了八年”。

　　“莊國榮（教育部主任秘書）拆除大中至正牌匾的談話那麼離譜，為什麼沒有知識分子出來罵？”比較年輕的臺大政治係教授江宜樺先丟了個問題，然後自己提出答案：“因為反對党一定先跳出來謾罵，如果知識分子進行批判，馬上就會被載上泛藍打手大帽子，讓自己失去格調；知識分子罵了不但沒用，而且還會有反效果，執政黨支援者更會向莊國榮獻花。”

　　犧牲感情仍然要堅持說真話

　　“知識分子跟狗一樣，忙得要死卻沒有什麼作用”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的看法，一開始讓大家嚇了一跳，後來卻讓不少人心有慼慼焉：“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其實是有條件的，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不足，知識分子在大環境感受全球評比的壓力，小環境則受到升等、續聘的壓力，這些都規訓了知識分子，知識分子沒有尊嚴，也沒有優越的條件可以進行批判。”

　　看到大家對於知識分子角色愈來愈嚴厲的反省，當過民進党文宣部主任的知名作家、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跳出來“自首”。“我是黑名單人士、深綠背景，南方朔說他忍了兩年，我則是忍了四年。我本來以為政黨輪替會讓社會更開放，結果卻是比過去還封閉，變成假本土之名進行思想檢查。民進党會變成這樣，我也是共犯。”

　　儘管如此，陳芳明強調，知識分子仍然必鬚髮聲，因為“不能讓未來政治領導人犯相同的錯誤”，也因為“知識分子不能放棄大格局的想法以及作夢的能力”。他很誠懇地自我分析：“如果說我變了，那是因為我脫離了深綠思考方式，更加了解台灣社會；如果說真話會犧牲朋友感情，我仍然堅持說真話，不然只能和稀泥過日子。”

　　這一席話，與會者頗為動容，激蕩出更多對於知識分子定位的反思。前政大校長、著名傳播學者鄭瑞城在總結時有感而發，“知識分子就是在追尋烏托邦。只要抓對議題、用對方法、夠認真，就會產生力量，像黃武雄（臺大數學系教授）當年發動四一○教改行動就是很好例證。”

　　學者從政換屁股換腦袋？

　　“知識分子一大堆人去當官，但很多以前有理想的知識分子，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，開始用多重標準看事情”，“學者當然可以從政，也有助於理論與實際結合，問題是台灣有太多負面例子，讓社會對學者從政的評價不高”……。

　　你一言、我一語，學者從政的話題似乎永遠不會冷場。然而，這場閉門研討會的部分參與者，過去幾年才分別卸下政務官身分，有的政務官則是與會者的學生，這也讓討論氛圍多了點敏感。

　　例如中研院研究員張茂桂冷不防拋出一句話：“張景森（經建會副主委）不是你教出來的嗎”，就讓臺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頗為尷尬。夏鑄九認為，學者從政最重要的關鍵，在於“要把社運價值觀當成政府的價值觀，才不會被收編；例如歐洲各國重視古跡、都市改革，很多都是學者從政的貢獻”，但他對大弟子張景森則不願具體評價。

　　當過教育部長的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很坦然，他還主動丟出三個重要問題：“一、到底是外在因素還是內在因素影響知識分子？二、是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，還是本性如此？三、知識分子不批判是因為情感牽絆，還是因為已經失去論述能力？”

　　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王振寰從另一個角度檢視學者從政，“台灣進入形式民主後，問題不再是是非觀念，而是制度運作、專業問題，不同學科的批判型知識分子進入政治領域後，有沒有跨學科的專業能力處理這些細緻問題？”